黄帝陵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论述及天人和谐论的主要内涵
　　(一)天人和谐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厚深邃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包含有古代先民与哲人关于人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也可称之为生态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及论述。当代有哲学家将我国哲学主干理念或主导原则的“天人合一”论看做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有关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思想观点的哲学概括[1]。但也有哲学史家认为我国明清之际以前哲学思想之主流，在对待人与自然或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是采取天人合一的观点；但到明清之际，由王船山开始，却由之前的“天人合一”观之不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发展为“主客二分”，即思维与存在二分。由此，他们还认为，明清之际以前，中国哲学“由于重天人合一，把主客看成浑然一体，所以一般地说注重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内的人生问题，甚少专门的、明显的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自我如何认识对象的认识问题”。甚至他们认为我国明清之际以前，“因重天人合一，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故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科学，但科学确实不发达，也不受重视。明清之际以后由于开始了主客二分思想的转向，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召唤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因而才重视发展科学，重视对自然的认识”。[2]对上述中国哲学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所作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的论述，是否全面、正确，这里暂不予置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哲学界当前对“天人合一”论之哲学含义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诠释的。正是由于有些哲学史家不全是从论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看待“天人合一”论，所以近来一些生态学家与生态史学家就不再使用“天人合一”这一术语，改用了“天地人合一”的术语，并阐释道：“天地人合一”是古代生态系统思想的萌芽，“天地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大生态思想[3]。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观并非专指人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关系的术语，至少一部分哲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所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的圣贤哲人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论述，特别是其中一些论述人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应和谐相处的论述，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们不仅在古代即以赋有之理性与睿智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当今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乃至对全世界建设生态世界观，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具体的借鉴与指导作用，是值得我们努力加以深入发掘与大力弘扬的。关于这方面的诸多论述，前已述及，已不宜沿用一些哲学家搬用我国哲学主干理念或主导原则之“天人合一”论来加以指代，那么采用“天人和谐论”这一术语来予以概括，则应是更为准确恰当，也更具有积极意义。
　　(二)人文初祖黄帝是天人和谐思想的首倡者
　　关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有关天人和谐论之内容，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代。
　　轩辕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我们今天奉祠他，主要当是因为：他针对当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混乱现象，“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因而“诸侯咸来宾从”。并“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4]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黄帝的诸多功绩、诸多美德与诸多思想观念中，就有着朴素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认识和实践。就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史学家司马迁在首记黄帝的约500字的文字中，对此专门做了如下记述：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对上述记述，历代史家曾做了不少注释，当然，今天也还可参照古人解释作出新的阐述。其具体内容先不予细述，但其中述及黄帝遵从自然规律开展原始农牧业生产及节用水火材物，珍惜自然资源的思想与实践却是昭然皎明的。
　　(三)天人和谐论的主要内涵
　　五千年来，黄帝所确立的以“顺天地之纪”与“节用水火材物”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和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始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后世的哲人也在黄帝上述思想影响下对天人和谐论继续予以充实丰富，使其不断有所发展。例如，到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儒、道等学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在这方面有所创建。主要体现在下列几点上：
　　1.认为人与天地共生共处，故应和谐相处
　　如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在其整理的六经之首的《周易》之《序卦》中就载明：“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在《周易·乾卦》中又载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说明人生于天地之间，应顺应自然。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道家上述论述，也是强调人来自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处，因而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应遵循自然界的法则。
　　2.认为山、水、林、薮、土地为衣食之源，人生之本，积极主张予以保护
　　如孔子曾说：“夫山……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他在答另一弟子子贡提问时说：“夫水者，君子彼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埤下裾拘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7]将山水对人类之价值，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充分而形象地揭示了出来。
　　又如春秋初年早于孔子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在论及山泽林木的重要价值时就曾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8]基于此他力主严加保护，强调要“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9]甚至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10]
　　也是这位管子，在论及土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时，说得极为明白透彻。他一再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11]“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12]因而他将土地提高到执政之根本的高度，强调“地者，政之本也。”[13]因此，各级统治者都当对土地严格加以保护。
　　因了上述思想使然，古代有“长民者”，甚至坚持要“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14]，即不毁坏山岭，不淤填薮泽，不在河流上修堤坝，不排放沼泽中的水分。因为他们认为“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15]。也即认为，山岭是土壤聚集的地方，薮泽是百物繁殖的场所，河川可以畅通水流与调节气候，沼泽可汇聚水分，都有各自的作用。一旦违背了这些方策，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因而古之圣王唯此之慎。
　　3.从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之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对于自然资源养长采用以时的可持续发展之制度设计 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即论道：“天地之大德曰生”[1166]，又论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这都是揭明世界万物生生不息，世世不绝。而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类，也必须好生以德，顺应世界万物的生息规律，助其繁荣滋长。同样，道家也持有“天道生生”的观点，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生生不已的。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所以儒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带制度性的意见：不违农时，粮食就会食用不完。不许用编织得致密的鱼网进入湾池捕鱼，鱼鳖自然会吃不完。让持刀斧的樵夫按照时序进入山林采伐，木材也就会用不完。[18]
　　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重要学者荀子又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上述观点，提出更全面更具体的制度性意见：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9]
　　先秦时期，我国诸家学说，如儒家在主述礼乐与仁义，墨家在鼓吹兼爱，道家在倡导无为任情自然，法家在主张刑名法术的同时，都阐发了一些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应和谐相处的观点与思想，并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传承下来。后世虽又经西汉董仲舒、南宋程朱(程颢、程颐、朱熹)、明清之际的王顾(王阳明、顾炎武)等大儒的丰富发展，但基本内容仍为以上几个部分。这些内容在当时均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高度智慧，在当今也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演变史实昭示了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历史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出现的主要问题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与庶民，在治国与从事生产时，遵循前述圣贤的思想观点，敬畏天命，谨守农时，爱惜山川草木，甚至颁发律令，设置机构与官吏专门加以管理；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在治田与治山治水方面创造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如在田制方面，先秦时期曾有平治水土、沟洫治理等措施；秦以后，在山区先后出现过区田、梯田，在平原低洼易积水处，出现过垸田、圩田[20]。这些治田措施，既提高了作物产量，也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还推动了我国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在历史时期，也不断出现统治阶级为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解决贫苦百姓生计要求，采取弛山泽之禁，放任贫民垦荒扩种，甚至毁林毁草开荒等破坏生态环境现象；还有统治阶级为建造宫殿府邸，或因战争原因，肆意采伐林木，纵火焚烧森林草原等恶劣行径。结果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多方面退化乃至恶化。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森林面积大幅度缩减
　　在我国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即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我国不仅东部森林区原始森林广布，就是东北西部与西北北部之草原、荒漠区及青藏高原区，也分布有大面积的森林[21]。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距今4000年至2000年期间，我国森林覆盖率曾达46％—60％[22]。后经长时期的过度开垦与破坏，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森林覆盖率已减至5％左右[23]。使许多林区变成光山秃岭，破坏之后的许多林区也林相残败。我国森林遭此严重毁坏，还造成其他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加剧，其后果十分严重。
　　2.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加剧
　　正是因为历史时期持续不断地滥伐森林、毁林毁草开荒、陡坡垦种，使我国广大山区丘陵区土地失去森林、草地的保护，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至共和国建立初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24]而水土流失实际影响地区更达到240万平方公里，占到全国总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25]不仅使山丘原区每年流失约50亿吨肥沃土壤[26]，导致土地日益瘠薄，还使平原地区河流、湖泊被淤垫，农田、村舍遭受冲淤。灾祸异常剧烈。
　　3.沙漠与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我国沙漠科学工作者通过考察研究，查明我国的沙漠与沙漠化土地共1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5.5％。其中沙漠116.2万平方公里(含戈壁56.9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32.8万平方公里。[27]内中有12个大沙漠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之北部与东北西部地区。通过沙漠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的考察研究，普遍认为其中分布于贺兰山以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柴达木沙漠、库姆塔格沙漠、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主要是地质时期由于自然因素而形成的。而分布于贺兰山以东之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与呼伦贝尔沙地则是人类历史时期由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沙漠。这六大沙漠与沙地总面积为159080平方公里。[28]即就是贺兰山以西的地质时期形成的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在人为活动的作用下，有不同程度的蔓延扩大。至于陕西关中东部沙苑、豫东与皖北黄泛区以及海南岛西南部、福建省海滨之沙地，则更是人类历史时期形成的人造沙漠。也就是说，我国在人类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为活动中之不当耕垦、放牧、樵采以及战乱破坏等，使我国沙漠面积扩大了至少16万平方公里，使大面积的草原与耕地沦为沙漠，一批村镇遭风沙侵袭变为废墟，如楼兰城、统万城等，还使沙尘暴与雨土等现象大为增加。
　　4.大量湖泊萎缩消失
　　我国古代南方长江流域固然有许多广泽巨浸，如云梦泽、洞庭湖、彭蠡泽、鄱阳湖、震泽(又名具区，即今之太湖)等等，然而北方黄河流域也存在不少大湖。如在下游即有大陆泽、巨野泽；中游有汾河上的昭余祁，渭河上的杨纡、焦获，无定河上的奢延泽；上游有屠申泽。甚至在西北内陆半干旱、干旱荒漠地区也有多个著名大泽。如河西走廊今民勤地区的休屠泽(唐时名白亭海)、阿拉善地区的居延海；还有柴达木盆地东缘的西海(又名仙海，即今青海湖)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蒲昌海(又名盐泽，即后之罗布泊)等。前述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古湖，由于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原因，有的如云梦泽、彭蠡泽已消失；另一些则发生了盈缩变化。其中的洞庭湖，本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唐宋时期，号称“八百里洞庭”，面积广达6000多平方公里；但至清末，则因长江泥沙淤积与人工围垦，萎缩不足3000平方公里，[29]小于鄱阳湖，降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而北方黄河流域的古代大湖，则主要由于人为活动(也有气候趋于干旱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上列各湖均已湮废；屠申泽、休屠泽也遭遇同样命运；蒲昌海、居延海与西海则程度不等的有所萎缩。众多大型湖泊的萎缩甚至淤填成陆，往往对区域水文环境、气候状况造成负面影响，西北干旱荒漠地区湖泊消失后，还给沙漠化提供地面沙源，容易形成新的沙漠。
　　5.动植物种属减少
　　因为我国幅员广阔，西倚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自北向南跨有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多个温度带，自东向西又跨有湿润带、半湿润带、半干旱带、干旱带等多个湿度带，加之地貌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导致我国动植物种类繁多。如动物中，仅陆栖脊椎动物就有2091种，约占世界总种数的10％，内中兽类为414种、鸟类1166种、爬行类315种、两栖类196种[30]。植物中，仅种子植物与蕨类就约有353科，3184属，27150种，仅次于马来西亚(约4.5万种)与巴西(约4万种)，居世界第三位。[31]其中有不少珍稀品种与我国特有品种。为我们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人类历史时期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变化，特别是过度的采伐开垦狩猎捕杀，森林草原面积锐减，动植物之生态环境恶化，因而有许多动物种属，如扬子鳄、中国野象、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长臂猿、金丝猴、东北虎、华南虎、孔雀、鹦鹉等，其分布范围大为缩小，野生犀牛、高鼻羚羊与崖柏等动植物种属已经灭绝，麋鹿、白臀叶猴等珍稀动物已濒临灭绝[32]。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的动植物种属减少的现象，已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实际上也已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生存。
　　6.自然灾害趋于频繁，灾害程度也趋于严重
　　前已述及的我国历史时期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加剧、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等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增强的具体反映，当然更易引起大家关注的还在水旱灾害方面。
　　以黄河流域为例，根据史料统计，黄河下游决溢泛滥状况是：
　　西汉与东汉时期(前206—220年)，426年间共发生15次，平均约28年发生一次；
　　三国、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220—960年)，640年间共发生38次，平均约17年发生一次；
　　北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408年间共发生121次，平均3.3年发生一次；
　　明、清与民国时期(1368—1949年)，582年间共发生237次，平均2.5年发生一次。[33]
　　从上列统计与计算的数据可清晰地看到，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洪水泛溢决堤造成洪涝灾害的次数与频率是呈不断增加的态势。
　　同样根据史籍记载的资料统计的黄河流域山西、河南两省从公元100年至1800年严重级以上的大旱次数分别是254次与97次。以公元1200年为界，之前的11个世纪中，平均每世纪发生严重旱灾分别是6.2次与3.2次；而之后的6个世纪中，平均每世纪发生严重旱灾次数分别达到22.3次和8.9次[34]。均有大幅增加。
　　南方长江流域历史时期水灾也同样日益严重。据史料统计与计算，长江中游水灾，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两代6年一次，明清时期4年一次，民国以来平均2.5年一次[35]。
　　正是愈来愈频繁剧烈的水旱灾害，向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生态环境正不断恶化的警示。到清末、民国时期，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培植森林、讲求水利、保持水土等保护环境的理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生态环境出现的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政府在绿化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防风治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另方面，由于指导方针出现偏颇，某些措施失当，边造林边毁林、边治理边破坏等现象长期相伴存在，未能根绝，以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例如，森林覆盖率，建国后虽有所增加，但现仍为世界上低森林覆盖率国家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只相当世界人均水平的1／5。“八五”期间，尽管全国年均改良草地3900多万亩，而同期年均草地退化面积也达300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在1960年有草原13.2亿亩，到21世纪初可利用的草原仅5.8亿亩。与此相应的是，北方的沙漠化却呈现加剧势头。上世纪70年代，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展1560平方公里，80年代增加到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末期更扩大到3436平方公里。到2003年，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已达174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18％。沙漠面积的扩大，也助长了沙尘暴增多。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发生5次，60年代发生8次，70年代发生13次，80年代发生19次，90年代发生23次。进入21世纪仍是有增无减。而水土流失方面，据近期之遥感调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即超过了国土面积的1／3，比建国初又有所扩大。黑龙江省由于建国后之大规模农垦，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1.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4。天然湖泊、湿地，也由于建国后的围垦继续萎缩减少。近几十年来，全国湖泊面积减少了1950万亩，平均每年约有20个湖泊消亡。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有4500万亩湿地被垦为农田。洞庭湖面积现较50年前又缩小了近一半；而历史上著名的罗布泊、居延海等大型湖泊，先后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干涸，成为沙尘暴新的沙源地。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必然威胁动植物之生命安全。我国3万种高等生物中约有3000种处于濒近灭绝状态；在高等植物中，濒危物种多达40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综合反映的重大旱涝灾害，在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也同样呈增加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统计，20世纪90年代比50年代之年平均旱涝灾害之成灾面积有明显增加。长江流域，在1954年、1996年、1998年均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流域性的洪灾。[36]黄河下游，1949—1990年，共有19年发生洪水漫滩，给黄河下游南北之间3956平方公里的滩地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与人畜伤亡。之外，又于1958年、1982年发生大洪灾。而旱灾，自1949年以来，更是每年都有，其中以1965年、1972年、1980年旱情最为严重，又以1960—1962年之灾情最为惨重。[37]
　　更为甚者，建国以来，随着人口剧增，现代工业持续发展，人为负面活动进一步加剧，又生发了一些新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如黄河下游断流自1972年首次出现以来，断流的频次、历时与河段长度均不断在增加；水资源短缺严重，全国660多座大中城市中，近2／3城市生活、生产用水紧缺；环境污染加剧，由于废水、废气、废渣数量增加，处理不善，甚至不做处理即排放出来，致使空气、水体与土壤遭受污染的状况不断加剧。
　　历史时期以及建国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史实，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的种种奇灾怪病给国家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与危害，已一再昭示我们，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是我国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一项任务。
　　三、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与宣传，更依赖于举国上下躬行实践
　　(一)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
　　正如当代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哲人所指出的：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
　　在2007年10月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中，已郑重地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同时在报告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部分，强调了“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部分，明确要求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带纲领性的内容，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很显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统领下，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针，实施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依靠科技手段，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使全国各族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安居乐业，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需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指导原则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内容。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当前一项历史性的重要任务，亟待我们努力予以推进。
　　(二)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与广泛的宣传普及
　　在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已有一批国内外的先行者，包括我国从黄帝以来到当今的历代哲人与学者已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颇为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加以总结与继承，而且还应在总结时继续挖掘，在继承时加以发展。就以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相关学术研究而论，受到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冲击下产生的生态学思潮的影响，我国一大批学者，从哲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历史地理学、城市科学，以至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写出不少论著。其中有些是发出忧思悲鸣，以期引起国人警觉；也有些是为政府献策建言，以期促使执政者采行；当然也有偏重学理上的探讨，以期为后来人指明前行的路径。这一切当然都是有意义与价值的。但从建构“生态文明”学术思想体系而言，就显得不够系统、全面与完整。
　　为推进生态文明学术研究的全面、系统开展，初步认为可从三个学科层面加以致力。这三个层面的相关内容是：
　　基础理论层面，包括生态哲学、人类生态学、生态环境史学、生态美学等；
　　应用策略与技术层面，包括生态经济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水利科学、林业科学、生态法学、城市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等；
　　生活伦理层面，包括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民俗学等。
　　以上只是生态文明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初步的框架。无庸置疑的是，要推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动员各有关学科积极投入。唯有这样，才能为建设生态文明从思想理论、发展战略、建设措施、生产技术、生活伦理、社会风俗等方面发挥其支撑、规范、指导作用。
　　至于对生态文明开展广泛的宣传普及工作，除利用多种新闻宣传媒体外，借助民间组织，结合民俗活动，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建设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既要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又要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
　　我国生态环境，在经过历史时期长期人为活动不当的影响以及建国以来某些决策失当的破坏之后，虽然问题多多，形势严峻，但都并非不治之症。例如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直到改革开放前期，还是“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三年两头旱，十年九不收”的极端多灾穷困之区。水土流失之巨为全球之冠，不仅使高原上土壤贫瘠，农牧业生产十分落后，还危及黄河下游华北平原之生态安全。虽经建国后近四十年开展水土保持进行治理，但成效并不明显。但经1998年国务院作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决定，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后，不到十年时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陕西省延安市，到2006年底，累计完成退耕还林865.06万亩，其中退耕地还林502.38万亩，荒山造林359.68万亩，封山育林3万亩。延安市辖的吴起县，通过退耕还林草与封山禁牧推行舍饲养畜，不仅使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92年的13.2％5曾加到2006年的38.2％，生态环境大为改善；还使农、林、牧业都获得稳步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全社会生态意识普遍增强。[38]又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库布其沙漠，虽经建国以来数十年治理，十年前仍然是漫漫黄沙，满眼荒芜。但经内蒙占亿利资源集团自1997年以来在地方政府禁牧休牧，谁造谁有等政策的支持下，投入4亿之资金，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产业反哺治沙”的策略与“人工治理和大自然修复相结合”的治沙方针，不仅营造了长达200公里的保护黄河的护河林草带，治理沙漠300万亩，种植各类乔木10万亩，种植柠条、沙柳及优质牧草200万亩，种植、封育优质甘草220万亩，还建成了库布其沙漠公园，发展了甘草制药产业与沙漠旅游业，使当地牧民住进了牧民新村，既是企业的生态股民，又是生态产业工人，实现了安居乐业。[39]从而使库布其沙漠之生态环境变化出现了转机，由十年前趋向恶化，转而向良性发展。
　　上述两件事例，在使人们深感鼓舞的同时，也向我们明示，在政府科学决策的主导下，运用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市场经济焕发的活力，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科学治理，是能够治理好我国多种生态环境恶化的顽疾，使我国广袤河山重新秀美，也从而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营造出可供我们民族生息繁衍的宜居乐园。
　　(四)建设生态文明要树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近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活动总量已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这一形势下，社会上竟然浮泛起一股生活上竞相豪奢之风，一些大城市中也公然树起了“尽显帝王气派，享受贵族生活”的广告牌。有的地方，不顾我国人多地少之国情，占用城郊肥沃耕地建造花园别墅；有的人住宅面积大了还要大，轿车品质新锐了还要更新锐。这种生活方式，且不说它有悖我国主流传统文化之精神，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当前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也需从个人生活方式着手，牢记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力行的“节用水火材物”与古代哲人倡导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40]的古训，爱惜五谷，敬恤百物。自奉俭约，不逞淫欲。并在上述古圣先贤有关勤俭节约，不暴殄天物等经典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树立起符合现代生态文明的生态伦理观。
　　要培养既节约俭朴，又有利于自身健康，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持续良性发展的生活方式，自当是全民的义务，但更需要政府率先垂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如是自上而下的倡导躬行，自必是风行草偃，淳然成风。生态文明的伦理思想，也必然会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惠及到每个国民，也惠及整个国家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1]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14页。
　　[2]张世英著《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6页。
　　[3]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4]《史记·五帝本纪》
　　[5]《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6]《庄子·齐物论》
　　[7]《说苑·杂言》
　　[8]《管子·轻重》
　　[9]《管子·立政》
　　[10]《管子·轻重》
　　[11]《管子·禁藏》
　　[12]《管子·水地》
　　[13]《管子·乘马》
　　[14][15]《国语·周语三》
　　[16]《周易·系辞下》
　　[17]《周易·系辞上》
　　[18]《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19]《荀子·王制篇》
　　[20]参见辛树帜、蒋德麒主编：《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6、23—29页。
　　[21]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编：《林史文集》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3页。
　　[22]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23]辛树帜、蒋德麟主编：《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4]见朱德副主席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12月19日。
　　[25]参见苏联水土保持专家M·H·扎斯拉夫斯基报告汇编：《中国的土壤侵蚀及其防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编印，1957年版。
　　[26]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27]朱震达等：《我国沙漠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若干问题》，载《中国沙漠》第4卷第2期，1984年版，第3页。
　　[28]钟德才：《中国沙海动态演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29]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6—109页、第123—131页、第145—152页。
　　[30]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31]《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32]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273页；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48页。
　　[33]据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害编委会编《黄河流域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1页提供资料统计计算。
　　[34]《黄河流域水早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页。
　　[35]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36]本段以上部分均据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9页。
　　[37]《黄河流域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1页、第275—288页。
　　[38]据陕西省林业厅2008年2月提供的书面资料。
　　[39]据《光明日报》2008年1月29日第7版所载：《大漠十载，绿富同行——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带领职工十年治沙富民纪实》与1月30日第3版所载：《沙漠从这里绿了——库布其沙漠采访记》。
　　[40]引自《朱子家训》。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